反看检察官眼中的程序性辩护_山东国孚律师事务所

0531-82379599

全国咨询热线

山东国孚律师事务所

网址:http://guofulvshi.com

电话:0531-82379599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辛祝路81号

新闻资讯

News

所在位置: 首页 >  新闻资讯 > 

反看检察官眼中的程序性辩护

点击数:1314 更新时间:2016-08-18 08:25:07

反看检察官眼中的程序性辩护

一、自媒体背景下公诉人的庭审挑战空前

     社会已全面进入了自媒体时代,刑事案件持续成为社会和网络关注的热点。2013年的9月,因薄熙来案、李某某涉嫌轮奸案、表叔案、房叔案、丁书苗案、夏俊峰案等一系列热门案件在此期间密集开庭和宣判,集中的爆发和发酵,被媒体直称为“审判季”。 媒体对多个刑事审判的持续聚焦,将带有“神秘色彩”的刑事案件的庭审活动推到了社会公众的面前,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公众进行一次刑事法律的启蒙,但无疑也给出庭支持公诉的公诉人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薄熙来案的法庭审理阶段,济南中院官方微博实时发布了案件的庭审情况、判决内容等,向公众展示了司法活动与新媒体深度结合的成功范例。该案的庭审情况、公诉人的当庭表现甚至是部分刑事诉讼中的专有名词在庭后都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

   对于公诉人而言,媒体关注形成的舆论压力只是挑战的表象,修改后的刑诉法颁布前后,辩护律师全面对抗的升级才是挑战的实质来源。在这些为社会公众所瞩目的案件中,程序性辩护逐渐成为辩护人主要的辩护方式。在此背景下,公诉人遭受的舆论压力空前,承受的心理压力空前,面临的挑战难度空前,因此,公诉人自身能力建设的要求也空前。

二、程序性辩护中常见的辩护方式

(一)打破常规,以证据辩护、程序辩护为主

    长期以来,庭审中传统的辩护绝大多数都属于“以实体法为依据的辩护”。这种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来寻求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之结局的辩护活动,其目的在于从实体上反驳指控方的主张,因此可称为“实体性辩护”。而在程序性辩护的案件中,辩护人经常采用以程序辩护、证据辩护为主的方式,质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侦查取证甚至出庭公诉行为的合法性,试图将侦查人员、公诉人置于一种被控告和受审判的诉讼境地。通过这种“以攻为守”的辩护方式,将被告人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暂时搁置,让侦查人员、公诉人的诉讼行为之合法性问题变成庭审的核心问题,转移庭审焦点,掩人耳目。

    辩护人对所有证据合法性均持异议的辩护方式,一方面可以增强法庭气势,赢得旁听群众甚至微博“博友”的掌声,进而影响部分被告人的心理,很可能使部分被告人的供述产生动摇;另一方面,如果公诉人庭前准备不当,有可能导致庭审无法正常进行,甚至造成部分案件庭审多次、审限届满。

     相对于民商事案件,刑事案件更容易被成为媒体关注、炒作甚至误读。刑事案件所展现的社会的多变性以及人性的复杂性足以引起公众的关注。刑事司法活动中所涉及的问题,特别是公权力的扩张与私权的保护、非法取证等问题,符合部分民众的“主观臆想”,容易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这恰恰是最好的舆论和新闻素材,也完全符合网络舆论中"吸引眼球"的需要。同时,由于受条件所限,公众不可能做到人人亲临现场、事事众所周知的效果。而网络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和互动性正好迎合了公众需要知晓并切身参与刑事审判的心理需求。因此,只要辩护人在程序性辩护中能“切中要害”、“投其所好”,再加上利用微博不断主动“独家曝光”,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迅速成为网络上热议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关注受众,力求使听众感同身受

    部分公诉人多年以来一直有这样一种理念,认为法庭上公诉人主要是要说服法官,而辩护人的很多发言是说给被告人亲友和旁听群众的,因此,对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明显没有法律、法理依据的辩护意见可以不予理睬。客观而言,这种观点在大多数普通刑事案件中是正确的,也符合刑事诉讼中公诉人的角色定位,但是在部分社会关注、旁听群众甚至媒体记者较多的案件以及被告人拒不认罪的案件,结合案情用民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进行释法说理则是十分必要的。

    尽管法律不外乎人情,但是经过提炼的法律,就成为专业的、不宜为社会民众所直观了解的内容。因此,如果庭审中公诉人仅对法律问题进行阐述,就容易使群众产生隔阂感。辩护人通过透彻的情理分析,用贴近老百姓的语言进行阐述则更容易打动民众,让民众产生公诉人“不讲理”,辩护人“有道理”的感觉。如在薄熙来案件的庭审中,被告人多次辩解其为大连国际公司、实德集团提供支持和帮助,均是正常履行职责、公事公办,不属于受贿罪中的谋利事项。这样的辩解尽管在刑事法律的专业人员眼中属于法律的常识问题,不值一驳,但对于普通民众则具有相当的迷惑性,让大量在微博上“围观”的民众都产生了疑惑:对于薄熙来这样公事公办的情形是否构成受贿。该案中公诉人后来即使澄清,认为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人财物的,即构成受贿罪,至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属于正常履行职责,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但是从微博直播来看,公诉人的反驳尽管一针见血,但是略显中规中矩,缺乏情理法的交融,与被告人辩解的鲜活语言相比,说理还不够透彻,语言还不够生动。

(三)语言犀利,追求庭审的气势恢宏

    长期以来,对于公诉人语言的训练,十分强调理性、平和的语言表达模式,语言中主要以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表达方式的特点也是不温不火。而部分重大案件中,辩护人、被告人语言表达情感强烈,且排比句、设问句、反问句等具有强烈感染色彩的修辞手法交叉使用,容易给旁听人员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辩论环节,由于受职业纪律和相关要求的限制,公诉人的发言一般只会就案论案,不可能过于拔高自己在个案中的作用。但部分辩护人善于结合语境,将自己辩护的个案与法治建设的进展甚至公平正义等宏大的命题结合起来,一些简短、有力且带有口号式的语言更容易打动旁听者,留下一些“经典法庭语言”。如斯伟江律师的“正义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陈有西律师的“中国律师的辩护领地,风能进、雨能进,警察不能进!”、薄熙来的辩护人“我们有信心书写自己职业的光荣”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剑拔弩张,讲求庭审的寸土必争

在普通刑事案件的庭审中,一般辩护人很少在法庭调查阶段积极发问,甚至在法庭辩论阶段,大部分辩护人也只是照本宣科,少数较为积极的辩护人会在法庭调查阶段与公诉人展开辩论。但是,部分程序性辩护的案件在庭审开始之初就会出现寸土必争的火爆场面,甚至一天多都不能进入法庭调查阶段。

        以程序性辩护为主的律师,在法庭上都会提出如“公诉人无侦查权,审查起诉阶段的讯问笔录、调取的证据均无证据能力。”“两高三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是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对书证、物证不起作用。”“刑事诉讼中没有瑕疵证据,只有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两种证据,只要不是合法证据,就是非法证据。”“公诉人要求公安机关补正瑕疵证据的行为是公诉人在篡改证据,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由于辩护人对所有证据均提出了类似的质证意见,公诉人在开始对其质证意见予以依法答辩,而且合议庭对开始质证的证据的合法性也予以确认。但是辩护人依然不依不饶、置法律甚至合议庭的确认意见于不顾,故意曲解法条和公诉人宣读司法解释的内容,在每一轮的质证中依然提出五花八门的质证意见。合议庭认为这些质证意见无继续答辩的必要,为了节约时间不同意公诉人答辩。  尽管辩护人所提观点基本不能成立,而且一个辩护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时未必能动摇庭审的氛围。但由于被告人并不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且在所有出庭律师都是这样的意见的情况下,大大增强了这种质证方式的效果。不仅让旁听人员怀疑司法机关的认定,对被告人而言更是感觉抓住了救命稻草。

三、公诉人面对程序性辩护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庭前审核要细致,杜绝案件带病起诉

近年来的一些程序性辩护的热点案件,如“广西北海案”“贵阳小河案”等,最终的审判结果都与起诉指控的认定出现了较大差异,大量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没有被认定,实际上说明部分案件起诉质量确有问题。 对证据的审查不细,导致确实有瑕疵的证据、甚至是非法证据进入法庭,往往会带来庭审质量的下降。有个别证据其实本身只是瑕疵证据,但是由于庭前审查不到位,被律师在法庭上渲染后,就变成了司法机关非法取证,造成极其负面的致社会效果。如在贵阳某案件的开庭过程中,辩护人发现某份被告人的供述笔录最后签字为“以上笔录我看过,与你说的一样。”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实质上否认了自己的供述,这是典型的逼供、诱供的笔录,整个笔录是侦查人员所述。庭审当天,辩护人不仅在微博上公布了此事,而且还将笔录照片上传,导致媒体哗然,认为侦查机关非法取证后被告人巧妙留下了证据。实际在我们的工作中,由于犯罪嫌疑人文化程度较、理解和接受能力有限,不懂签字的内容,在案件承办人反复告诉他签字要写上“和你说的一样”时,不知道将语境中的“你”替换为“我”而时常发生类似情况。一些“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看的一样”、“以上笔录我看过,说的一样”“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说的不一样(刻意潦草,将不字写得很小)”等情况,有的是犯罪嫌疑人刻意制造陷阱,大部分是其无意为之,在签字现场认真核对发现后,都会及时改正。这些证据上的瑕疵都需要我们在审查证据时认真细致,防漏防错。

证据是案件的基础与核心,只有案件的证据没有问题,公诉人才能在法庭上稳如泰山。公诉人需要注意的是,在案件的审查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审查侦查机关程序的合法性,还要注意在公诉环节执法办案的合法性。对于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要争取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解决,对于证据、事实确有问题的案件,要敢于坚持原则,绝不带病起诉。同时,在工作中也要虚心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真核实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公诉人自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无论何种辩护风格都可轻松应对。

(二)深入学习程序法,有效应对对突发情况

    由于受侦查中心主义的影响,导致刑事庭审的“形式化”,公诉人很少遇到辩护人在法庭调查阶段对每个环节、每个证据都予以发难。而公诉人这种“形式化”的举证、质证一旦遇到高对抗的辩护人团队就缺乏应对之道。

    如在某省一个涉黑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市院公诉人被区检察院检察长任命为助理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遭到了辩护人的一致反对,认为这是法律“临时工”,没有出庭资格,必须集体回避。律师在微博上说,公诉人答辩说这是市院党组的决定,导致媒体被辩护人的质疑误读,在大量的纸质媒体上出现了代理检察员是法律“临时工”、又见“临时工”等倾向性的报道。一个原本合法正当的行为,只是由于不当的回应,而制造了新的舆情。其实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两点程序法的常识问题。1.新的刑诉法在2013年授予辩护人申请回避的权利,2011年该案庭审时,辩护人不是申请回避的适格主体,无权申请回避。2. 律师所提出的所有回避理由,均不属于当时刑诉法二十八条、二十九条所规定的法定理由,根据最高法院《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对辩护人提出的不符合刑诉法二十八条、二十九条的理由应予直接驳回。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相当数量司法人员不了解法律的基本规定,庭审的案件遇到这类问题就休庭,甚至部分检察院、法院因为预判到了要申请回避,而提前通知检委会、审委会成员等待,待辩护人提出就立即做出决定,个别案件的辩护人在几个月时间中提出了十几种回避理由,导致庭审一直不能进行。

类似的问题还有辩护人对证人是发问还是讯问的问题。有多位知名律师在全国多个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重大要案的庭审中多次刻意大声说当庭要依法对证人“讯问”,在遭到公诉人和法庭的反对后,律师拿着刑事诉讼法条文当庭驳斥公诉人对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不熟悉,造成在庭审中无法控制局面,是部分案件成为热点案件的一个重要原因。修改后的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出了明确规定,并有强制出庭的惩罚性措施。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庭审中的交叉询问、举证质证会更加激烈。如果公诉人不及时适应这种角色转换,不及时学习应对之道,在未来的庭审中遇到类似情形,将会陷于更大的尴尬和被动之中。  

 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面对的已不仅仅是事实之争、法律适用之争,更多的是程序之争、证据规则之争。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只有破除既有的陈旧认识,主动寻求转型,改革现有的岗位练兵模式,强化公诉人庭审应对能力,积极适应庭审中心主义的要求,才有可能通过每一个案件的庭审,进行法制教育,让被告人及其家属认罪服法,最有效地实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

(三)公诉人庭审要保持理性平和的态度。

     部分公诉人在重大敏感案件、媒体关注案件中的表现差强人意,有进一步提高完善的空间。有的公诉人语言的攻击性太强,咄咄逼人、语气凌厉,容易导致公诉人与被告人之间剑拔弩张,庭审氛围紧张;有的公诉人说理不清晰,无法当庭对程序问题作出回应,只是笼统的说有法律规定,甚至说领导决定的;有的公诉人对被告人的权利甚至人格不够尊重,在庭审中肆意打断被告人的发言,甚至有嘲笑被告人的语言出现。有的案件正是因为公诉人庭审中的语言或者不适当的表现而成为了热点案件。

       另一方面,在法庭的对抗中,公诉人也要善于运用一定的技巧适当压制辩护人的嚣张气势。如在部分辩护人提出明显不当的言论时,尽管审判长不同意答辩,公诉人可以在出示下一轮证据时对辩护人的明显错误作出言简意赅的说明,或出示下一轮证据并对证据说明时,将辩护人提出的质证意见糅杂在说明中予以答辩。

    在法庭上公诉人需要保持一定的威严,但是,这种威严不是依赖于厉声的斥责和高昂的语言,而是源于正义的自信和法律的力量。严厉、猛烈的攻击有时不仅让被告人、辩护人与公诉人高度对立,甚至让旁听人员也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而公诉人理性、平和的表现,通过对事实的层层递进的剖析,对法律丝丝入扣的分析,让每个人感受到逻辑的力量,智慧的光芒,从而充分展现出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的公诉人温和的力量。

(四)庭前提高预见性,正确回应舆情关注问题

    有的案件在庭前对于庭审焦点的预见性不强,在庭审中对于公众关注的问题没有及时予以澄清,导致庭后各种谣言满天飞。如果在庭审中,公诉人能充分注意并及时澄清焦点问题,则可以化解危机于无形,保证庭审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如在薄熙来案庭审初期,薄多次提到公诉人证据的细节之间存有矛盾,引发微博上很多人猜测薄熙来手中证据的来源。审判长于次日庭审中,在薄熙来提及证据细节矛盾时,及时发问薄熙来证据的来源,迅速澄清事实,平息了舆情。

    公诉人在庭审前预案准备中,应把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可能带来误解的问题尽可能梳理出来,针对焦点问题,在举证、质证、公诉发言等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通过公开的庭审活动澄清事实。公诉人需要对外界所说的全部内容,尽可能通过公开的庭审完成,解释自己确认事实的证据,展示自己自由心证的历程,确定自己认定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依据。同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根据受众调整语言表达方式。对于事实的表述,当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以东莞某强奸杀人案为例,该案判决死缓为公众所质疑。记者采访庭长时,庭长本想说明该案为何判处死缓而非死刑立即执行的理由,他的解释是被告实施杀人行为不是蓄谋已久,而是临时起意,但在说理过程中强调了被告人是受到被害人反抗刺激而实施了杀人的行为。庭长的释法说理一经报道,导致该案的舆情进一步升级。造成该局面的原因是庭长的表述忽视了其它听众的感受,尤其是被害人与公众的感受,让人们误以为是法官指责被害人不应反抗。这显然与法官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但这一误解也是由于法官答疑时用语不当造成的。

    公诉人在处理重大案件、社会关注案件和其他受众较多的案件时,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公诉意见不仅要说给法官和律师听,还要说给被告人、被害人和其他关注案件的公众听。在准备庭审预案时,要多想一想其他受众听后会如何理解?被害人听到会如何理解?公众包括媒体会如何理解?不能排除公诉人在预判中也可能存在判断失误,但是多一层考虑,更能够保证我们发言不为他人误解,更能够保证用语的准确适当。

2.针对焦点问题展开充分的释法说理。

        被告人与旁听群众大多对法律不熟悉,部分辩护律师也不能完整的熟悉各种诉讼规则,公诉人在回应辩护人的质疑或者质证时,不宜泛泛的说根据法律规定应如何处理,而应该尽量引用完整法条,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让大多数人听明白争议焦点之所在。

       如某涉黑案件庭审中,辩护人提出“本案卷宗在刚刚移送检察机关时,个别搜查、勘验笔录中没有见证人、侦查人员签字,后来移送法院后,却多出了见证人、侦查人员签字,属于公诉人篡改证据,属于严重违法行为。”该案公诉人在当庭答辩时,完整引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并明确了司法解释的条款,答辩司法机关对这种证据予以补正的法律依据,而且说明书证和物证只有同时满足“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无法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三个条件的才予以排除。辩护人在第二轮又提出“对书证、物证没有来源、没有见证人不能补正”的质证观点,公诉人从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到两个《证据规定》变化,详细阐述了非法证据、瑕疵证据的区分标准、非法证据的排除标准后,辩护人才不再纠缠这个问题。用这种建立在对程序法的法条、法理高度熟悉的基础上,完整地引用法条和法律沿革解释的答辩方式,不仅说理充分,还可以在庭审中迫使辩护人在当庭上翻找法条,有效提升指控犯罪的整体效果。

四、结语

     作为公诉人,我们应该看到,律师在法庭上的强势表现,是法治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角格局的必然要求。作为法律人,无论是辩护律师、公诉人,抑或是审判人员,甚至是公安机关侦查人员,都应当正视这些媒体关注案件对我们刑事诉讼制度带来的正面影响或负面冲击。尽管实践中个别律师的庭审行为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仍不能全盘否定,不应简单的斥为“闹剧”,而应理性看待。公诉人的水平因为这样的案件而全面提升,司法改革的脚步也会因为这样的案件而日益频密,规则体系也会因为这样的案件而更趋完善。作为公诉人,希望我们能拨开云雾,看到前方的光明和坦途,而不仅是自怨自艾于个案带来的短暂痛楚。

 

           原文章来源于《刑事司法指南》第56集,作者王勇,现经归纳总结后转发。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辛祝路81号 电话0531-82379599

版权所有:山东国孚律师事务所 技术支持:腾瑞信息 ICP备案编号:鲁ICP备16023313号-1